从历代石雕狮子造型看中华狮子文化盛行的原因

中国石雕狮子形象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和艺术表现形式，堪称中华文化一绝，无论在巍峨的宫殿、尊贵的府邸、庄严的寺庙、肃穆的陵墓，还是在秀丽的园林、寻常的大院，我们几乎都能看到石雕狮子姿态万千的身影；无论被塑造成汉代雄浑的辟邪瑞兽，还是被精雕细琢为清代的吉祥物，石雕狮子都充满了中华特色。但众所周知，为我们所推崇的狮子并非产自我国，而是源于西域。唐代高僧慧琳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那为何远道而来的狮子会从踏入天朝大门的一刻就一直备受国人青睐，且还发展成为了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呢？从我国石狮造型的演变中大概可以一探究竟。

中国古文献中对于狮子形象的最早记载来自东汉时期成书的《东观汉记》，书中写道：“狮子形如虎，正黄，有髯耏，尾端绒毛大如斗。”《洛阳伽蓝记》中曾记载：“庄帝（汉明帝刘庄）谓侍中李彧曰：‘朕闻虎见狮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帝在华林园观之。于是，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从中我们不难窥见，异域作为比虎更凶猛的“百兽之王”，狮子从亮相的一开始就以威猛的外型征服了天子之心，我们可从汉代石狮的造型中一窥究竟。山东嘉祥县东南武民祠发现了一对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石狮——建和元年（147年）石狮，它们和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狮、陕西省博物馆及洛阳博物馆的石狮一同成为汉代石狮的典范，它们体型硕大，身插双翼，呈行走姿态，四肢强劲，筋骨明显，周身有卷雷纹、火焰纹的神瑞装饰，身形矫健古朴、威武高昂。

相对于真实的狮子，身插双翼的汉代石狮无疑充满神话色彩，同时更彰显了狮子非同一般的尊贵地位，这充满想象力的造型一则是受到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的影响，二则见证了佛教的初期传入。众所周知，汉代盛行厚葬之风，地位尊贵的墓主多在自己的陵墓设置神道，即通向神之道，通向陵墓的道路两旁摆放各种神兽即辟邪。《后汉书》记载东汉有石兽，刻有“辟邪”字样，而“辟邪”则是梵语音译，译意为大狮子。《汉书·霍光传》：“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汉代陵墓的神道两旁所置放的多为我国传统辟邪瑞兽，如天禄、麒麟、犀兕、獬豸、飞廉等等，它们表面上象征了帝王贵族生前威严的仪卫，实质上发挥着避邪和作为灵魂升天坐骑的功能。初来乍到的狮子很快因其威猛的外型催生了国人强大的想象力，从世俗威风凛凛的王者，摇身一变为与我国传统辟邪瑞兽齐名的通神使者。此外，东汉时期佛家始传入，而狮子又是佛教圣物，梵语中狮子叫僧伽彼，是众僧的意思。《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载:“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待列门侧”,《景德传灯录》记载“释迦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狮子为佛座,《大智度论·七》:“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佛经记载了狮子王十一种美好的品格，诸如律己、持重、修身养性、友爱众生、悟生活真谛、令众生归心等。狮子超凡脱俗的品性与佛的神性相得益彰，狮子从佛性中找到了个体归宿，佛从狮子的品性了悟了俗世追求极乐的理想。总之，汉代石狮所演绎出的狮子的威猛兽性与脱俗神性从源头上向我们揭示了中华狮文化之所以能够盛行不衰的原因。

隋唐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兴盛，狮子已不似之前一样罕见，我国石雕狮子神秘光环逐渐退却，它们开始变得更加写实和本土化，浪漫的生活气息十足，前代线刻技艺和民族化的兽类雕刻装饰手法更加突出，比例也较之以前更加适当、结构也更显合理，石狮浑身上下充满了灵动的韵律和美感，虽然失去了肩上双翼、头上饰角和身上的花纹，但头部的卷毛，脸部的突鼻、阔口、利齿更加细腻，胸部高耸,前肢直伸，凶煞威严，健壮雄浑，展现出一副饱满丰腴的强健姿态。这个时期的石狮傲视群雄、俾睨天下，其气吞天下的气势和舒展自由的身姿生动演绎出了隋唐的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盛世气象，石狮的艺术水准可谓达到了历史之巅。这一时期的石雕狮子在三类场景中应用最为广泛：一类是寺庙，这从唐代流传至今为数众多的护法石狮雕刻上就可以看出来；另一类则是帝王陵寝，唐代“十八陵”的石雕狮子造型颇具代表性，如陕西咸阳市东的唐顺陵的石狮子，乾陵的狮子都反映了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还有一类则是唐代坊间。唐朝京城的居民，类似如今的市民，多居住于“坊”中,即“社区”之中，这些坊均由政府统一规划，为便于防火防盗，坊与坊之间有围墙、坊门隔离，坊门大多制成牌楼式，上面写着坊名字，牌楼两旁的柱脚上则摆放大石块,其上则有能工巧匠雕刻出狮子、麒麟等寓意吉祥的瑞兽,一来起到防风加固作用，二来则可美化社区。总之，这一时期石狮更加流行，乃至深入民间，此时石狮艺术水准达到巅峰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唐代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推崇和此时更加开放包容的世俗文化。

元时期，石雕狮子的形象更加写实且世俗化加剧，虽然造型仍有唐之遗风,但唐代石狮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势和威严无比的意趣已经大大减弱。此时的石狮整体造型已大大减小，变得更加温驯柔情，甚至是世俗谄媚。这时走狮的胸部不再高挺,头部不再昂扬，蹲狮的四肢更为并拢，一副腼腆拘谨的姿态，给石狮挂铃铛，佩绶带,吊红缨也变得极为普遍，石狮不再使人望而生畏，日益成为人们追求世俗幸福、康乐的寄托。地位日益卑化、造型日渐小巧的石狮在中国社会更加繁荣与普及，这显然与宋元前空前发达的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宋末元初学者周密在他的《癸辛杂识》中曾有这样的记述“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以非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繁荣的海外贸易，使更多人能够一睹狮子真容，进而使其不再神秘，走下神坛。此外，宋元石狮的民间化也得益于此阶段更加繁华的市井文化。宋元以来，虽然前朝的“坊”制式微，坊门石狮威风不再，但更多的有钱人为彰显自家门楣，纷纷效仿原来的坊门建造自家的门楼，于是石狮便成为了民间富贵人家的专属看门狮，且沿袭开来。“都中显宦硕税之家,解库门首,多以生铁铸狮子,左右门外连座,或以白石民,亦如上放顿。”《析津志辑佚·风俗》最早记录了我国看门石狮在元代流行的盛况，由宫廷走向民间的看门石狮无疑再次为狮文化在我国的流行开辟了新路径。

明清时期,石狮造型将世俗化演绎到了极致，并最终实现了程式化和本土化。《扬州画舫录》（1795年作）中对石狮的整体造型进行了标准化规定：“狮子分头、脸、身、腿、牙、胯、绣带、铃铛、旋螺纹、滚凿绣珠、出凿崽子。”此时的石狮造型与同时期的我国木构建筑一样热衷于哗众取宠，极度追求装饰美，工艺繁复的石狮越来越趋向纤细、玲珑，但整体比例欠缺，灵魂缺失。此时的石狮更是雌雄有别，成对摆放成为后来的范式，“男左女右”是摆放标准，身居左侧是雄狮，身居右侧的是雌狮。雄狮其右前爪或者两前爪之间必雕刻一只绣球，象征统一寰宇和无上权力，雌狮一般雕刻成右前爪或者两前爪之间雕刻一只幼狮，寓意子孙绵延。明清的石狮不仅仅成为了宫殿、寺庙、衙署、馆所门前的热门装饰品，更是飞入千家万户的吉祥物，这时塑造有大狮、幼狮、母狮和睦聚居的石狮家族群在体现中华家族本位文化的同时，更是将异域狮文化彻底本土化，至此，中华文化完全渗入异域石狮中，中华狮文化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

综上，从我国历代石狮造型来看，中华狮文化的兴盛轨迹是与异域狮文化的本土化轨迹相一致的。